心得：認真的公務員，值得鼓勵。
可喜的是，台灣近年的國際形象自有公評，政府適時駁斥，取得國際的信任並不困難。古云「德不配位，必有災殃」，真是一語成讖。
原因無他，中國人把內戰延伸到聯合國，而聯合國放棄原則，不惜以台灣做為犧牲品來討好中國。WHO這次不但欺負了台灣，還為虎作倀，以天下為祭品。在得不到WHO支援的情況下，自力救濟，反而成為WHO失職的最佳對照組。然而這個衛生組織空有近一百年的歷史，卻因跨國界的傳染病預防事涉國際事務，在歐陸連年戰爭，國界不斷變更的時代，成果有限。Photo Credit: 中央社 其實WHO的墮落不是始自譚德塞，前總幹事是來自中國的陳馮富珍。
尤其是台灣在武漢疫情裡的表現，逆勢而為，挑戰幾乎不可能的任務。施思明醫師克服程序上的困難，技巧地在原定的議程之外提出創立WHO的構想，說服與會的各國代表支持，才有WHO的問世。尤其是台灣在武漢疫情裡的表現，逆勢而為，挑戰幾乎不可能的任務。
施思明醫師克服程序上的困難，技巧地在原定的議程之外提出創立WHO的構想，說服與會的各國代表支持，才有WHO的問世。譚德塞大打種族的悲情牌，其實這不是第一次。文：李中志（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） 世界衛生組織（WHO）的前身是以歐洲為中心的國際衛生會議（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ferences），成立於1851年，由法國發起，希望對傳染病的隔離措施訂出國際標準。然而真正不問政治的是病毒，進入三月之後，歐美的疫情已一觸即發，果然到了三月中，疫情一發不可收拾，感染人數呈指數增加，四月後已超過百萬，且無趨緩現象，各國陷入恐慌。
各國的媒體當場傻眼，台灣的網民受此大辱當然群情激憤。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跨國界的公衛問題並不只是科技與資源的問題，發展中國家不穩定的政治環境，是比疾病更難處理的人為災難。
陳馮富珍在香港出生，接受完整的西方教育，在港英時期成為衛生署長，相當傑出。儘管陳馮富珍有如此爭議的防疫紀錄，早被中國綁架的WHO還是讓她在2007年坐上總幹事的寶座，除了直接負責打壓台灣叩關WHO外，任內表現亦是爭議連連。說來諷刺，如今實質繼承中華民國的台灣卻被屏除在WHO之外。WHO必須秉著專業知識，責問或揭露專制國家不當的公衛措施，但獨裁者的利益考量，或單單只是國家的面子問題，往往成為凌駕公衛的阻礙。
譚德塞自己可能也心知肚明，這或能解釋他當上WHO總幹事長後奇怪的心靈受創之旅，由自我否定的冒名症候群（Impostor Syndrome）發展成被害妄想症。兩任之後，陳馮富珍在2017年將譚德塞牽入WHO，接替她成為WHO的總幹事長，繼續為中國把關，防堵台灣叩關，卻也種下了三年後世紀大瘟疫必然失控的遠因。譚德塞這位英國訓練的公衛專家本名叫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，來自衣索比亞，捨一般以姓冠頭銜的習慣，而以Dr. Tedros在英語世界走跳。WHO團隊也常置身戰火與動亂的國家中，出生入死，保護醫療資源，防止瘟疫伴隨戰爭爆發。
WHO利用先進國家的科技與資源，成功幫助發展中國家改善衛生環境，也讓歷史上令人聞之喪膽的瘟疫與傳染病，如鼠疫、天花、小兒麻痺、霍亂、黃熱病、痲瘋等等，幾乎已在先進國家中絕跡。然而97之後香港併入中國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不走的就要懂得變弄臣。
此時譚德塞製造台灣歧視黑人的印象，企圖挑撥台灣與其邦交國的感情，真是其心可誅。2017年譚德塞在爭議中成為總幹事長，一個能力有限，以中國為背後靈的幹事長，能有多少獨立的專業判斷帶領WHO？自始就是個大問號。
防疫有成也成為不久的將來，台灣再度叩關WHO最有力的籌碼，直接挑動了譚德塞的背後靈——中國，那條最敏感的神經。WHO以超過半世紀的努力，逐漸成為對人類福祉貢獻最大的聯合國組織之一，也建立起WHO在公衛議題上的權威地位。譚德塞不但才不配位，德更不配位。儘管醫療無國界掛在嘴邊，原本最無主權爭議的WHO反而首當其衝，讓WHO這個辛苦建立起來的招牌，在中國崛起後迅速退色。從陰謀論來看，譚德塞莫須有的指控，顯然是要挑起種族矛盾的神經，而目前敢正式承認台灣為國家的邦交國，正好有不少黑人國家。然而適得其反，譚德塞的大暴走反而讓台灣名聲大噪，接下來的一個多星期，台灣成為世界好奇詢問的焦點，各大媒體紛紛報導台灣的防疫奇蹟，《時代雜誌》也罕見的特邀蔡總統撰文，分享台灣的防疫經驗
受到「COVID-19」（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疾病，以下簡稱武漢肺炎）疫情影響，三月時美股多次的大跌，觸發了四次熔斷，隨著經濟繼續停擺，美國失業率更是急速暴增，根據美國勞工部數據，截至3月28日總計665萬民眾申請了失業救濟，聯準會更預測將高達4700萬人會在這段時間失業，即失業率高達32.1％，超過1930年代「經濟大蕭條」（The Great Depression）時期的24.9％。其中最重大的金融改革就是放棄金本位讓國家有更多空間調控幣值、將聯準會設為民間銀行的最後貸款人，以確保銀行不會在一夜間接連倒閉，以及創辦了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（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，簡稱FDIC），保護人民的存款不在銀行倒閉時遭受損失。
雖然大蕭條依然是到二戰開打、需求大幅增加後才正式結束，但增加對金融體系的管控也大幅增加了市場的穩定性。大蕭條時期就任的總統先後為共和黨的胡佛（Herbert Hoover）和民主黨的小羅斯福（Franklin D. Roosevelt），胡佛採行了小政府的應對措施，放任市場機制來恢復景氣，但在卸任前，經濟皆未起色。
小羅斯福則是執行了「新政」（New Deal）實施更強烈的國家干預、加強金融法規，並擴大社會安全網。從上述可見，過去的經濟危機（其中包括1987年黑色星期一造成的金融風暴）皆與金融體系出現問題脫不了關係，而在危機過後，美國政府和聯準會也都對金融政策進行了調整和優化的措施，防止類似情形再度發生。
若大家還記得2008年金融海嘯，大蕭條可是比2008年的危機更可怕，不僅對美國民生的打擊更大，維持時間也更長，從1929年的華爾街股災開始，一直到1941年經濟才回穩，因此經濟學家對這場大停頓的擔憂絕對是非同小可，而如此的擔憂是因為這場大停頓是前所未見，且美國毫無防備的。哈佛國際經濟政治學教授羅德里克（Dani Rodrik）在《全球化矛盾》一書中就提到，在大蕭條前，美國每15至20年就會遭遇一次重大銀行危機，而在大蕭條後的50年間，因政府對商業銀行的審慎監管，類似的經濟危機再未出現。多虧了過去金融危機帶來的政策改革和經驗，在刺激市場流動上，今天的美國政府有了更多政策工具，3月23日聯準會就祭出了史無前例的「無限量化寬鬆」 政策，承諾將無限量購進債券，並透過對銀行灌注資金，再由銀行把資金向外投放，對市場強力注入流動性，力挺需求。雖然川普（Donald Trump）向人民喊話，保證經濟在疫情結束後會迅速回升，並用「暴漲」（skyrocket）來形容，仍舊有許多報章雜誌、經濟學家表示對經濟的擔憂，甚至指出美國將再次經歷19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。
聯準會主席鮑爾（Jerome Powell）也在3月26日時喊話「應對措施不會彈盡援絕」。因此川普政府必須與時間賽跑，不僅需要在最快的時間內抑制疫情，疫情過後，還需要快速地刺激消費，恢復市場流通，可說是蠟燭兩頭燒。
不過這次的大停頓並不是金融體系的問題所產生，就算如今的聯準會已不是大蕭條時期，那個才成立16年、對經濟與金融的政策還在摸索階段的聯準會，這次的挑戰仍是前所未見的。不過經濟大停頓，注入大量的錢流雖可以暫時穩定市場恐慌，卻也有其隱憂，因為大撒幣往往會引發通貨膨脹，若疫情快速地被控制下來，消費需求上升，釋放的熱錢可能可以如2008年一樣湧入金融市場，形成溫和性通膨（通膨率低於3％），但倘若疫情繼續惡化，停滯性通膨，也就是失業率持續攀升、消費需求驟減且物價上漲，便有可能出現。
不過由於美國服務業的就業人口就佔了總人口約80％，使得經濟停頓後，許多人民的生計仍直接受到了打擊，其中衝擊最大的便是平時靠臨時工賺錢以及無積蓄、無老本可花的民眾，因此川普政府不得不直接發錢救命，將民生災害降到最低以確保公共安全，同時盡全力刺激市場流動。1930年的大蕭條也為日後的危機提供了經驗的指導，2008年金融危機擔任聯準會主席的伯南克（Ben Bernanke）就曾發表一篇論文指出，金融體系的集體崩潰，是導致大蕭條如此慘痛且維持長久的原因，這也是為什麼伯南克會在2008年時極力說服美國國會要救助因次級房貸而岌岌可危的銀行們，當時的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（Tim Geithner） 就表示，縱使知道紓困貪婪的銀行們對人民而言相當不公平，也得不得不做這個選擇，雖背負了罵名，但2008年的金融海嘯確實相較大蕭條，維持時間短了許多，在2008年後，聯準會也實施了許多計畫來加強金融體系的規範，且皆經過了壓力測試
雖然川普（Donald Trump）向人民喊話，保證經濟在疫情結束後會迅速回升，並用「暴漲」（skyrocket）來形容，仍舊有許多報章雜誌、經濟學家表示對經濟的擔憂，甚至指出美國將再次經歷19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。受到「COVID-19」（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疾病，以下簡稱武漢肺炎）疫情影響，三月時美股多次的大跌，觸發了四次熔斷，隨著經濟繼續停擺，美國失業率更是急速暴增，根據美國勞工部數據，截至3月28日總計665萬民眾申請了失業救濟，聯準會更預測將高達4700萬人會在這段時間失業，即失業率高達32.1％，超過1930年代「經濟大蕭條」（The Great Depression）時期的24.9％。不過由於美國服務業的就業人口就佔了總人口約80％，使得經濟停頓後，許多人民的生計仍直接受到了打擊，其中衝擊最大的便是平時靠臨時工賺錢以及無積蓄、無老本可花的民眾，因此川普政府不得不直接發錢救命，將民生災害降到最低以確保公共安全，同時盡全力刺激市場流動。因此川普政府必須與時間賽跑，不僅需要在最快的時間內抑制疫情，疫情過後，還需要快速地刺激消費，恢復市場流通，可說是蠟燭兩頭燒。
1930年的大蕭條也為日後的危機提供了經驗的指導，2008年金融危機擔任聯準會主席的伯南克（Ben Bernanke）就曾發表一篇論文指出，金融體系的集體崩潰，是導致大蕭條如此慘痛且維持長久的原因，這也是為什麼伯南克會在2008年時極力說服美國國會要救助因次級房貸而岌岌可危的銀行們，當時的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（Tim Geithner） 就表示，縱使知道紓困貪婪的銀行們對人民而言相當不公平，也得不得不做這個選擇，雖背負了罵名，但2008年的金融海嘯確實相較大蕭條，維持時間短了許多，在2008年後，聯準會也實施了許多計畫來加強金融體系的規範，且皆經過了壓力測試。聯準會主席鮑爾（Jerome Powell）也在3月26日時喊話「應對措施不會彈盡援絕」。
其中最重大的金融改革就是放棄金本位讓國家有更多空間調控幣值、將聯準會設為民間銀行的最後貸款人，以確保銀行不會在一夜間接連倒閉，以及創辦了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（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，簡稱FDIC），保護人民的存款不在銀行倒閉時遭受損失。小羅斯福則是執行了「新政」（New Deal）實施更強烈的國家干預、加強金融法規，並擴大社會安全網。
不過經濟大停頓，注入大量的錢流雖可以暫時穩定市場恐慌，卻也有其隱憂，因為大撒幣往往會引發通貨膨脹，若疫情快速地被控制下來，消費需求上升，釋放的熱錢可能可以如2008年一樣湧入金融市場，形成溫和性通膨（通膨率低於3％），但倘若疫情繼續惡化，停滯性通膨，也就是失業率持續攀升、消費需求驟減且物價上漲，便有可能出現。若大家還記得2008年金融海嘯，大蕭條可是比2008年的危機更可怕，不僅對美國民生的打擊更大，維持時間也更長，從1929年的華爾街股災開始，一直到1941年經濟才回穩，因此經濟學家對這場大停頓的擔憂絕對是非同小可，而如此的擔憂是因為這場大停頓是前所未見，且美國毫無防備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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